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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与魏征:揭历史上君臣“和睦”的谎言

所谓明君与贤臣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。历史的真相是,初唐时期的政治、民族、经济关系,特别是山东问题,决定了两人的微妙关系。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,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,后又诛杀其子侄十余人,夺得皇位继承权。同年八月,李渊被迫...

所谓明君与贤臣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。历史的真相是,初唐时期的政治、民族、经济关系,特别是山东问题,决定了两人的微妙关系。

李世民与魏征:揭历史上君臣“和睦”的谎言

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,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,后又诛杀其子侄十余人,夺得皇位继承权。同年八月,李渊被迫让位于李世民。

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国史,让国人认识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;另一方面,为减轻自己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,并迅速缓和他即位之初的复杂形势,对原太子东宫集团中的人物,大多予以起用。

特别是魏征,比其在原东宫府更受重用。那么,李世民对魏征及原东宫附属为什么不像对其兄弟子侄那样赶尽杀绝,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、重用人才?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,而是与贞观初期的政治矛盾、经济形势、民族关系密切相关。

唐初政局的动荡,也使得南北朝以 来本就尖锐的民族矛盾更为突出。东北地区,高丽虎视辽东。西北地区,突厥、吐谷浑不断寇边,内犯势头尤以突厥为烈。但李世民深知,之所以暂时不能与突厥发 生正面冲突,就是因他“即位日浅,国家未安,百姓未富”,不具备和突厥大规模作战的条件。

在此情况下,李世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,一定要先稳定山东,因为山 东不仅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而且对关中也有影响。要想稳定山东,就一定要控制山东的士族势力。而最能牵制山东士族势力的就是山东豪杰了。山东豪杰就是隋末 山东农民起义军的大小领袖,这些人在降唐之后大都转化为庶族地主,他们和山东士族在政治、经济利益上有根本冲突。

如果充分利用他们,使之和山东士族互为牵 制,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稳定。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。魏征不仅参加了瓦岗起义,而且又是原东宫集团的主要谋臣之 一,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使其成为山东豪杰的联络人,而且也成为东宫集团的代言人。

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,就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和反对,从而失去山东豪杰 的支持而无法处理好山东问题。所以唐太宗认为他们是“各为其主,是可以原谅的,赦免了他们的死罪,并可使他们感恩”。如此才可能重新认识李世民、魏征二人之间的关系。

魏征随李密降唐后,“久不见知”,于是“自请安辑山东”,担负起收编各地义军的重任。发一书而降李世责力,并先后使李世责力、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归降李唐。魏征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就充分显示出来。故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久,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“安辑河北,许以便宜从事”之重任。

魏征在安抚河北时,亦极力保护山东集团中的精英。如何使目的实现,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。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,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。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,积极进谏,以“居安思 危”之语打动李世民。魏征深知:“自古上书,不急切,不能动人主之心,所谓狂夫之语,圣人择焉”。

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“精通群书,颇明王霸之 术”、“素有胆气,善得人主意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,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“甲兵屡动,徭役不息”,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。杨隋之 亡,与重役山东,攻伐高丽密切相关。

而李世民经略关中,安抚山东,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。一旦重与高丽开战,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。这是山东集团 所反对的,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。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,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,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、 杜正伦、褚遂良,并特别指出侯君集、杜正伦有宰相才,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。

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,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,魏 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。特别是杜、褚二人,对李世民的言行是“必书”、“必记”,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“不为非法”的目的。

李世民对魏征的心理活动也极为清楚,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,而自己又“即位日浅,国家未安”,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,使 自己时时处于“居安思危”的状态,保持清醒的头脑,因而接受魏征的“犯颜”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。

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,维护统治,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“犯颜”,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。《贞观政要》全书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,大抵为居安思危、如何守成之说。这恰恰是李世民稳定局面,由乱入治所需要的。

李世民深知,隋炀帝处处专断的一言堂,虽“劳神苦行,未能尽于合理”,结果葬送了隋王朝。前车之鉴也使得李世民必须听到不同的意见。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,除有居安思危成分 外,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。

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,魏征就云:“愿陛下使臣为良臣,勿使臣为忠臣”,“良臣使身获美名,君受显号,子 孙传世,福禄无疆。忠臣身受诛夷,君陷大恶,家国并丧,空有其名”。如此之语,亦就引出了李世民“征蹈履仁义,以弼朕躬,欲致之尧舜,虽亮无以抗”。

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,李世民就独断专行,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,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。魏征的聪明,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、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、残忍及独断,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,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。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。

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,所以杀掉侯君集、逐杜正伦。对魏征, 也在他死后“罢叔玉尚主,而足陪所撰碑”。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“求谏”、“直谏”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。

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载侯君集被诛,杜正伦遭逐后,“上始疑征阿党”,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“阿党”,而是一直就有所觉察,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,始终隐忍罢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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