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端

资治通鉴的作者是谁:资治通鉴简介

资治通鉴作者是司马光:司马光(1019年11月17日-1086年10月11日),字君实,号迂叟。汉族。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涑水乡人,世称涑水先生。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年),司马光登进士第,累进龙图阁直学士。...

资治通鉴作者是司马光:

司马光(1019年11月17日-1086年10月11日),字君实,号迂叟。汉族。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涑水乡人,世称涑水先生。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。

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年),司马光登进士第,累进龙图阁直学士。宋神宗时,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离开朝廷十五年,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卒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,为人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;做事用功刻苦、勤奋。以“日力不足,继之以夜”自诩,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,历来受人景仰。

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,主要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、《潜虚》等。

资治通鉴的作者是谁:资治通鉴简介

作品简介

《资治通鉴》(常简作《通鉴》),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,共294卷,历时19年完成。主要以时间为纲,事件为目,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写起,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征淮南停笔,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。

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,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
内容简介

《资治通鉴》(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)是北宋著名史学家、政治家司马光(1019-1086)和他的助手刘攽、刘恕、范祖禹、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。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。在这部书里,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,供统治者借鉴,宋神宗认为此书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,所以定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

《资治通鉴》全书294卷,约300多万字,另有《考异》、《目录》各三十卷。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(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《春秋》)。

资治通鉴的作者是谁:资治通鉴简介

《资治通鉴》所记历史有限,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,下迄后周显德六年(959年),前后共1362年。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,即《周纪》五卷、《秦纪》三卷、《汉纪》六十卷、《魏纪》十卷、《晋纪》四十卷、《宋纪》十六卷、《齐纪》十卷、《梁纪》二十二卷、《陈纪》十卷、《隋纪》八卷、《唐纪》八十一卷、《后梁纪》六卷、《后唐纪》八卷、《后晋纪》六卷、《后汉纪》四卷、《后周纪》五卷。

《资治通鉴》的内容以政治、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,兼及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,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、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。

书名的由来,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而钦赐此名的。由此可见,《资治通鉴》的得名,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,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。

《通鉴》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(《史记》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《春秋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),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,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,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,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。它的内容以政治、军事的史实为主,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、成败、安危之迹,作为历史的借鉴。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。

3、作品评价

《资治通鉴》自成书以来,历代帝王将相、文人骚客、各界要人争读不止。点评批注《资治通鉴》的帝王、贤臣、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学者不胜枚举、数不胜数。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,对《资治通鉴》的称誉除《史记》外,几乎都不可以和《资治通鉴》媲美。
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,所谓“史学两司马”。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:“自有书契以来,未有如《通鉴》者。”

《资治通鉴》为何值得一读再读

《资治通鉴》可谓代表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,是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经典读物。不过,《通鉴》 又不同于一般的史籍,是一部以“资治”为目的,讲述治国理政之道,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政治史典籍,其影响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史学领域。司马光生前曾多次为皇帝讲读 《通鉴》;从北宋到清朝,《通鉴》 一直是帝王经筵上经常使用的历史教材,因而被梁启超称为“皇帝教科书”。时至今日,《资治通鉴》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读的经典。

今日之中国,距离司马光修《通鉴》的时代几近千载,告别帝制已逾百年。《通鉴》事君的价值,早已光芒不再。但历史是“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”,历史作品也因时代不同而需要不断反思和解读。今天重读《通鉴》,不仅需要重温那些生动传神的记载,更应该重视从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滋养,赋予新的时代意义。

首先,不妨将《通鉴》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,正视其“垂鉴资治”的功能,以求“迹得鉴失”。司马光曾说,历代史书“文字繁多,自布衣之士,读之不遍,况于人主,日有万机,何暇周览”,故“欲删削冗长,举撮机要,专取关国家兴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者,为编年一书”。《通鉴》的取材及编修秉持了传统史学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想。“垂鉴资治”虽不能涵盖《通鉴》的全部价值,却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。今日读此书,不宜忽视。

其次,今日读《通鉴》,应将其置于史学语境中,重视其特有的编纂方式和叙事特色。“历史”一词,通常包括两层含义,一是指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,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记述和研究。相比第一层含义,第二层含义更为重要。因为很大程度上,我们所了解的“历史事实”,都是理解、书写、阐释的结果。《通鉴》作为一部编修的史学作品,字里行间难免带有书写者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,甚至有记载舛误和评论偏颇之处。当然,其中不少问题已被学术研究订正。今日读《通鉴》,一方面应结合学术研究成果,查疑订误,以求准确的历史知识;另一方面更应把握《通鉴》编纂历史的原因、书写方式及文字背后的政治寄托。

漫长的历史变迁中,有断裂,也有延续,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因时代久远而陈旧落伍,经过岁月的涤荡反而历久弥新。《通鉴》通过对宋以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深切思考,总结了决策、用人、吏治等治国理政方面的得失。这些规律与当今管理各类行政机构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实有相通之处,不无借鉴价值。同时,历史长河中,不变的还有人性的善良与丑恶。阅读《通鉴》里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,阅读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纠葛,对个人亦是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。

人们常说,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。读史不仅要知人论事,更要知人论世。否则,读毕《通鉴》,只知一部帝王将相明争暗斗的相斫书,何谈资治?卡尔维诺在《为什么读经典》中曾说: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“我正在重读”,而不是“我正在读”的作品。就此定义而言,《资治通鉴》确实是一部值得重读,需要重读,也应该重读的经典。

分享至: